六月末，从阴郁寒冷的天气一夜之间变得燥热难耐。天气有如鸣金号角，一声令下，这个饱受经济危机摧残的城市又被罢工潮淹没。

来到加拿大之后，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场罢工潮。罢工的范围涵盖各行各业，从公务员、工人、公共交通、教师甚至到警察。上一次约克大学长达三个月的罢工潮刚刚结束，这一次人数飞跃到3万，职业也扩展到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基本的市政服务，如垃圾收集、政府开办的日托（Day-care）等等。据说LCBO也想凑热闹加入进这个庞大的罢工潮之中，所以最近在路边的酒铺时常看到手捧肩抬整箱啤酒红酒的人。对于本地人来说，在这个热辣的夏天，垃圾难处理可以忍耐，但是没有冰啤酒的生活简直不可接受。

这是夕子在加拿大经历的第三次罢工潮，多伦多警察罢工、扫雪工人罢工、公车罢工、教师罢工……不知这次又以何种状态收场。

这个在中国很难见到的这种“撂挑子”行为，也引起了身处多伦多的华人的热议，在网络上，针对本次罢工的帖子很多，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其中有个网友说：“罢工只是一个投石问路的方法，只是一个借口来安抚群众或工人。如果政府轻易让步，政府就的下台；如果工会轻易让步，工会就的换人。政府可以通过罢工名正言顺的加税。不论输赢只有通过罢工工会才能给工人一个交待，从而保住他们的饭碗。必须立法规定某些部门是绝对不允许罢工，例如涉及到群众生活的部门。每年需要由各种不同行业的专家（不包括这些部门的职工）对这些部门的服务及生活指数的评定来决定他们的工资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

  究竟罢工是对还是错？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潮呢？听听不同的人的不同想法吧——

看着之前温哥华老师的集体罢工；纽约公车司机在圣诞节不地道的罢工；去年夏天TTC的野猫式大罢工；加上这次的再一次瘫痪性大罢工，忽然觉得很可笑也很悲哀。
我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一起上街，看着橱窗里面五颜六色的玩具和糖果，拉着妈妈的手哭闹着要买，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只是知道，哭了，闹了，耍赖了，糖果就会到嘴里，玩具就会到手里的。

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喜欢上什么了，就耍赖耍心机，那个东西最后总是能到手里的。

耍耍赖，从小朋友手里骗来雪糕；耍耍赖，从哥哥手里骗来小汽车模型；耍耍赖，从阿姨手里骗到会眨眼睛的洋娃娃；耍耍赖，从好朋友的手里骗到蝴蝶标本；耍耍赖，从姐姐手里骗到喜欢的男孩子；耍耍赖，得到工作机会；耍耍赖，工作升职……

可是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不是靠你耍个性子就会向左向右；生活也不会因为你的哭闹耍赖就会改变阴情圆缺；当耍赖成为一种习惯，当罢工成为一种习惯，隐藏在种种冠冕堂皇之后的两个字是“懒 惰”。“懒性和惰性”，一个温暖的毒床，一个强劲的麻醉药；一次次的纵容，一次次的妥协，表面上事情云淡风情就此风平浪静，可是过后这个漏洞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直到表面健康皮肤下面尽是乌黑腐臭的肌体；我不知道下一次，这个光鲜的苹果，会不会流出黑色的汁水。

就此罢工来说，就算成功了，最后的结局还是妥协；可是，这个社会这个圆怎样都只有这么大，而BALANCE也只有一个；左边的圆厚一点，右边的自然就会薄一些；表面上福利增加了，可是为了维持这个平衡，各项税和收费也会相应增加，没有怀疑，这个增加是一定的。就等于在割腿上的肉去补眼前的疮，中国人几千年就明白的道理，难道加拿大人还没有明白么？

不管怎样，祝好运吧，多伦多，希望这一次，你能平安撑过来。

 

罢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也是将来会时常发生的事情，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这样的社会体制，再加上人性的贪婪，总是会有罢工存在的。

加拿大的政府，采取的可以算是高薪养廉的政策。政府的公务员平均收入，基本都轻松高过同类型其他地方的员工。很多华人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在政府谋求一职，终老于此，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但是，偏偏由于“工会”这个组织出现，给了一部分人以“抗争”为由，谋取小集体，或者说是“组织”的利益。

工人罢工，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分配不均的产物，就好像一件货品，卖家想要卖一个高价，买家想要买一个低价，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总会存在，也就为罢工埋下了伏笔。付给工人工资的市政府，手头只有有限的财政预算，而工会却想要拿到多一些的工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工会的利益，其实可以说是工会头目们自己心目中的利益所在。举个例子，这次政府公务员罢工，核心利益是那十几天的带薪假期是否能够递延。如果能递延，那么政府就要保证每一年为员工发足带薪假期的薪水，就算是勤奋工作的“人民公仆”，一天假期都没有用过，都可以在将来享受这累积起来的长达几个月的假期。在这样的一种假设下面，政府就不得不继续“扩大内需”，多招人手。而这些而外的人力资源成本，就成为了市府财政赤字的“罪魁祸首”。

对于政府来讲，财政支出是决定政绩的标准之一，也是政府部门服务质量的保证。如果支出不能到达一定水平，会影响服务质量，进而影响到下一次选举的结果，自己就有可能帅位不保。

市府财政赤字，在这样看，就不是这些狮子大开口的公务员们的问题，反过来，是市府领导们的问题，是苗大伟同学不善于领导的问题。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旦转移到人民和领导的矛盾，就会很容易地爆发选举危机。

对于工会自己来说，工会代表了工人们自身的利益，避免了雇主，也就是政府的“剥削”与“压迫”。然而，究竟工会做出罢工决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呢？还是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工会代表们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是考虑了雇员们的真实利益？是不是考虑了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角色，承担了自己应有的责任？放大一些讲，如果军队也有工会，或许会在战场上出现谈判的镜头，谈判双方会是政府和军方的“工会”？这会是多么讽刺的一幕啊。

工会和政府的敌对是双方利益分配不均的产物。政府不希望花太多钱，而工人不愿意少拿工钱。从各自的角度去考虑，实际上罢工这个行为只不过是一个表现形式罢了。
啸月还想提出的疑问，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工会用“合法”来为自己的罢工做挡箭牌，然而真正获取利益的是不是真的是雇员们呢？考虑到也作为市民的“雇员”们，自己家的Day Care没有人照顾，自己家的垃圾没有人回收，自己需要上法庭去打交通告票却要吃闭门羹，这些合法的“利益”是不是真的有益呢？作为市民，希望为自己的美好家园出一份力，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工会的头儿们一声令下，不许出门为市民服务，却要在家里无所事事，这份“合法”的苦恼和郁闷，究竟有益在哪里了？假如说罢工的目的达到了，政府不得已让步，答应增加涨工资，但是这财政预算从何而来？还不是从你我的口袋中变换加税，今天要两税合并，明天还可能取消首次买房的退税优惠，这些究竟又是受益了谁？

总之，罢工与妥协，最终只是市政府和工会的角力产物，并不太容易用公理，或者说感情去做判断。这件事情本来就无所谓对与错，而只有金钱在作祟。工会想要狮子开口，就找了这么一出缺口，来借机发挥，而政府却没有做好准备，无招架之力。他们都只看着银行账单上那些数字；而市民的生活，城市的运转，可以明天再说。
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市民的呼吁就完全是隔靴搔痒。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由于本意在于制约雇主权利过大的工会的存在，导致了这个矛盾的长期存在，也会不断产生新闻上再次出现罢工这个见怪不怪的畸形儿。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垃圾收好，等着他们闹剧结束，早日回归岗位把。

 在这个国籍比较受欢迎的北美，提到假结婚或者假离婚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新鲜，在各国的地下市场中，“婚姻”作为一种更赤裸裸的实用生存工具，移民、赚钱，各取所需。

而加拿大大陆移民圈开始盛行此风也只是从80年代末期起步，且主要集中在低下层圈子，在90年代中达到高潮。本地更有不少有门路的“红娘”，专门搭线介绍做两地假“联姻”的喜事儿。只要你还是或可以成为单身，大概有人就会为你找到单身的“价值”。

在南方如福建、广东等省份，一单假结婚生意仍要收费3、4万美金（再合算成加币），一些不熟门路，或者已有小孩的生意更高达5万美金之上，但北方省份因需求并不大，所以收费便宜很多。不过，时至今日，这个行情已经大幅度下降，出现在广州报刊上的加拿大永久居民征婚启事，开出的价钱只有三万加币，还不足两万美金，一名移民律师表示，这个价钱比实际的行情为低，但整个行情呈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这也害得移民官现在看到结婚移民申请难辨真伪，怀疑重重之下拒签大增，这倒旺了本地移民律师接下了越来越多的移民上诉案。一位华人律师就说，现在不要说是移民官，就是办案的律师，甚至就连当事人，可能都不知道最后结婚、离婚的真假，真变假，假又变真的情况实不少见，可能苦的是真正想回国成婚的人。这种生意在美加，只要有需求永远都不会停止。

小沙，难以释怀的“假新娘”

小沙是以留学生身份到的加拿大，在刚来的几年里，小沙并没有如大部分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在课堂上，而是一天打三份工，忙得完全没时间去上课，只是挂个名字而已。

小沙有个外号叫“哪吒”，因为他总是一刻不停地转战各个打工场，早上在咖啡店下午在超市运货晚上又跑去KTV做服务生，朋友们都笑说他好似哪吒一样脚踏风火轮，来去风风火火。

听着朋友们的调侃小沙的心底却是叫苦不迭，当年为了凑够小沙出国的学费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申请费用，在农村的爸妈四处借债，才凑够一笔对于他的家庭来说不菲的费用。因为在小沙上高中的时候，爸爸的一个远方亲戚送孩子出国，结果没到几年，给父母寄了很多钱，老两口又是置办新屋又是买各式新型家电，让小沙爸妈看得眼红。

所以小沙考上的大学有去北美交换学生的项目，小沙回来一说，爸妈马上拍板决定就算全家举债也要送小沙出去淘金见世面。

来到加拿大后，为了偿还爸妈的债务和自己的生活费，小沙就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涯。学业基本就算废了，不过小沙后来找了个不错的律师，不仅保住签证，后来还申请了移民。

移民刚刚下来的时候，那会儿正逢多伦多假结婚的黑市价格大幅上涨，从两万元多加币，涨到五六万加币。在多伦多，有人专作假结婚的生意。那些单身男女就成为他们物色的目标。饱受打工辛苦摧残的小沙，当有人问他愿不愿意假结婚赚钱时，他马上答应了。

在去中国之前，小沙因为长期打工的过度劳累，生了一场大病。病后他有一个后遗症，就是经常半夜的时候呼吸困难，心口堵得慌，浑身无力。那会儿小沙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她听小沙讲了病情后，便经常过来探望小沙。那段日子，全靠这个女孩的照顾，小沙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开始恢复，也不怎么犯病了。虽然女孩只有初中毕业，是靠和人假结婚过来的，人长得普通平常，与小沙基本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小沙在心底已暗暗决定，既然她在最难的时候走入了小沙的生活，那就牵手走一辈子吧。

这时候，小沙在中国的假新娘的材料准备好了，坐上飞机，五年后，小沙第一次回到家乡。人生往往就是如此戏剧化，小沙的假新娘居然是他从前暗恋过的一个同校女生。因为当时年纪小，小沙连鼓起勇气问那个女生的名字都不敢，不过初恋的甜美忧伤却让小沙记忆犹新。再次见面的时候，女孩依然和从前一样清秀大方，让小沙心动不已。

女孩在国内完成大专学业，做一个音乐老师。谈吐与气质落落大方，因为有相似的生长背景，又都热爱音乐和文学，小沙觉得和女孩很有一见如故的投缘和默契。这一点，是在多伦多的那个她无法匹敌的。但是小沙对自己发的誓言在先，5万加币的重量也让小沙从清纯的甜蜜浪漫中抽身而出，冷静地收了钱，与女孩结婚，过了一年后，离婚。

只是当一个人开车在路上，在工作的间隙中，在回家的深夜中；那段曾经飘逝的爱恋，会不经意地涌上小沙的心头，酸涩而有一丝遗憾。

     一波三折，麻烦迭起的“假结婚”

小沙差点“弄假成真”的假结婚让人唏嘘。但是这毕竟算是少数，大部分的假结婚都比较一波三折、麻烦迭起。

丽丽从上海到多伦多，生活清苦，英语还讲不利索的她，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靠自己移民过来的。丽丽在读LINC的时候，一碰到同学问起她现在的家庭以及生活的时候，总是支支吾吾，或干脆转换话题。

有几天上课的时候，丽丽看起来总是失魂落魄的，时不时的接了个电话就请假离开课堂，搞得老师、同学一律莫名其妙。后来一个平时和丽丽走得比较近的同学中午和她一起吃饭的时候，也许是压抑太久了，丽丽放声大哭。原来丽丽是假结婚过来的，哪知遇人不淑，老公是个打架斗殴都来得的混混，三天两头打电话让丽丽去警察局领人。

按加拿大婚姻法，除了一方有婚外情、通奸，或是一方受虐待两种情况，夫妻必须分居1年方可提出离婚。所以即使假结婚者移民加拿大，一般也必须等上1年才能提出离婚，分居包括在同屋居住的情况。

丽丽本身是假结婚，不敢闹到法庭上。况且她现在的这个“老公”虽然在外面凶狠，倒是没对她动过拳头，也没有理由去告他虐待。丽丽骑虎难下，进退两难，贴钱不说，差点没精神分裂。不过，据说象丽丽这样倒霉的还远不是最惨的。有些人被当作“性伴侣”，在被人玩够后遭抛弃，也有的被敲诈，被中途悔约，财、卡两失，却不敢作声……其遭遇真叫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有人假离婚，有人假结婚，婚姻在某种利益面前成了为骗取镑自所需而可以任意揉捏的道具，在这种赤裸裸的真实里头，难道不正掩藏着生存的不尽悲哀吗？

“假结婚”越来越难混过关

在加拿大，夫妻担保移民都会准备好双方的合影、结婚证书等资料文件。但在假结婚充斥的情况下，移民部不得不加大打击虚假文件的力度，对结婚双方进行非常仔细的调查，要求出示的文件多不胜数：有些文件是假结婚者很难弄到的，如双方家长的合照、渡蜜月的照片、共同租房子的契约、手提电话开户记录、交纳各种费用的账单、邻居证明，甚至保险单上的受益人名字，都必须是被担保人的，一般假结婚者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却很难收集这么多证据。

入夏之后，随着天气逐渐变得鸟语花香，很多马拉松恋爱的恋人们纷纷决定结束恋战，把海誓山盟付诸实践，修成正果；几乎每个周末都上演着结婚戏码。从月初开始，野丫头马不停蹄的连续参加了好几场婚礼。

 算一算，从记事儿起到开始记不住事儿的年纪，野丫头参加的婚礼也有百十个了。婚礼的流程大多比较相似，宾客来来去去，只是有一点不变，在每场婚礼上都有那么一些“婚虫子”。

E世代很多有趣而又颇一针见血的新词出世，虫子应该算上一个。最近很火的“房虫子”， 专指在旧房置换、租售中的撮合人，他们单枪匹马在胡同里转来转去，嗅觉灵敏，行踪不定，又不能太见阳光，故称之为“房虫子”。同时并有“车虫子”、“戏虫子”、“书虫子”等等各类古灵精怪对于某个领域特别痴迷或者有独到之处的一类人群。

“婚虫子”可没以上提到的那些虫子可爱，这种虫子的级别应该算是葡萄架上的那种重量级的。平素懒懒散散，提起婚礼就两眼放光；绝对热心热情参加，饭桌酒席大快朵颐；来得最晚走得最早；礼金能逃就逃。错过婚礼开场双方致辞不重要；新郎娶谁新娘嫁谁并不重要；上菜时间拿捏得炉火纯青。第一道菜上的时候总能踩准点儿准时到场，来了先看酒席餐牌，最后一道甜品是鸣金号，末了不仅把本桌菜打包还偷眼盯准隔壁桌是否有余货。

各行各业都有精英分子，“婚虫子”也不例外。野丫头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午间休息，有个朋友神神秘秘地晃过来，问我喜不喜欢吃喜酒，并表示如果同意，基本每个月都能保证免费吃上3次以上。后来才知道，在这个国籍颇受青睐的国度里，衍生出一批“职业婚虫子”。这些人习以为常如行云流水般穿梭于婚宴中，衣着整齐体面，闪光灯一亮马上笑容满面揽住新郎新娘如同发小至亲；照相机一放下，马上开始埋头大吃；演技娴熟自然，可以大大弥补演技生硬紧张的“新郎”和“新娘”，并可以制造热闹融洽的喜庆气氛。不过只是这一来二去，戏码太过频繁，相同的一群人相似的婚宴现场，只是不同的新郎新娘，有时难免有穿帮的嫌疑。所以婚虫子也要时不时吸收新鲜血液、换换新面孔，才能保证常有常新、长长久久，推动浩大艰巨的国籍工程。

维基百科全书上，婚宴始于先秦，到今日至少也有个上下五千年了。不知道五千年前的老祖宗们在发明婚宴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后辈子孙们如此青出于蓝，高超创意出这些以此为谋生职业的“婚虫子”呢？

 小夕时间，我收藏的一些婚礼现场的照片：

 

如果人生以三十年为一周期来计算的话，一个人的一辈子至多经历2-3轮回合。这样看来，每个三十年都颇有纪念意义；因为下一个回合来临之时，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否还会腿脚伶俐头脑清醒言语顺畅其乐融融。

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在电闪雷鸣后的艳阳天，野丫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轮回合。

MSN上一个朋友给我讲述个故事，韩国的一个舞蹈家，中年才开始学习跳舞；筋骨和精力都已经远离学舞的最好时期了；可就是凭借心底的热爱，她后来成为韩国非常知名的舞蹈家。当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说，每个人生命都有一个出口，舞蹈就是她的出口。末了这个未曾谋面的朋友对我说，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生命的出口，即使在下一个三十年，也不迟。

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在为寻找生命的出口而挣扎着。从北方飘到南方再一路北上直到大洋彼岸；从记者、公关策划到广告设计、杂志编辑到小商贩子、地产经纪；我把青春打磨成一把冰钻，希望能够挖掘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出口。

我是一个热爱自由，非常随意的人。到了多伦多后可以重拾阔别多年的笔头子，第一次写作挣脱为了谋生、吸引客户的束缚，而只是纯粹的个人爱好，让我雀跃。这种喜悦变成一种狂热的动力，蔓延到生活中；回想过去的几年，很多时候我都是在上学和打工后，深夜回家一边啃面包一边打开电脑写稿。然后睡上4-5个小时，第二天早起继续挣命，能让我坚持下来并很勤奋去写的，就是心底的这份热爱和激情。

小生意，是偶然间让我发现的特别出口。它让自己的性格越来越开朗外向，也非常勇敢，很多从前不敢尝试的事情现在已是习以为常。见到了很多的人，交了很多朋友，也让我明白了，不用等到什么时机都成熟了再开始做一件事，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开车中学会开车，摸着石头是可以过河的。

单枪匹马去四处旅行，是我的又一出口。完全陌生的旅途，特别的经历，有趣的新朋友；这种简单而真诚让人忘掉复杂的社会交际，也让我的生活多了更深更丰富的色彩。我感觉自己真的好像新生一样，面对的、交往的、正在做的，都是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新鲜世界和新鲜人，每一天对于我都是跳跃而未知的甜美冒险。
站在第一个三字头的起跑线，双手撑地，抬头，鸣枪；就这么一路奔跑吧，谁说生命只有一个出口呢？
 

今年是我来多伦多的第四年，回想起第一个月来多伦多的时候，那会儿虽然学习、生活都还没安定下来，我就开始打工了。

那会儿想着，天天花着从家带来的钱，毕竟有种坐吃山空的感觉。一天，有个中国朋友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一家中餐馆试试，每周二、四、五、六晚上上班，一次4小时，每小时7刀还有小费。第二天傍晚，我就跟着朋友去了那家餐馆面试。 

餐馆叫Pink Sushi，是一家离学校不太远的小门脸儿，经营的是日本寿司。日本菜简单卫生，容易制作，利润也高，一份不足以塞牙缝的寿司可以卖到5—10刀。难怪许多中国人也跑到多伦多开起了日本寿司店。

面试我的老板娘Ada时尚、漂亮。她说我的工作是接电话。在我熟悉菜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接电话呀。”对菜单还一无所知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抓起听筒。就这样，连一句“开始吧”都没有，我就开始了在餐馆打工的日子。

接电话的工作无非是记录下外卖的定单，但这绝非简单的工作。光是看菜单上大串大串的名字，我的头就大了。彩虹卷、加州卷、辣吞拿鱼卷……几十种寿司和日本菜肴，除了死记硬背外别无他法。但无论如何我也记不住每种寿司的原料，谁让我无缘品尝呢。每次有人问：“小姐，你们的蜘蛛卷里都有什么呀？”我就开始挠头，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嘛，有一只炸螃蟹，还有青瓜吧，不，是黄瓜。”

每次接电话，除了要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还要记下他们的特殊要求。有人会要求加双份的姜、酱油或色拉酱。此外，还要准确记录他们的地址和电话，不能出错，否则，司机找不到地址，我就得两头挨骂。记下来的菜单一式3份，一份留在前台，一份送进厨房，还有一份送到专门制作寿司的“寿司吧”。我必须分清哪道菜是厨房的，哪道是寿司吧的。

打工的日子长了，各种附加“劳役”也纷至沓来：端茶倒水、收拾狼藉的餐桌等等。起初，被帮的人还会说声“谢谢”。日子久了，这些都仿佛成了我应该做的。如果不去做就会被认为是笨手笨脚，没眼力见儿。

小费是大家一起分的，但是这个钱是不能强制客人给的。遇到懂道理的客人还好，基本都能给10%-15%，有的客人还会给到20%；但是也有一分钱小费都不给或者给几分钱钢镚的。我有次就遇到一大队10个人来吃SUSHI,吃了100多块钱，走的时候才给1块钱的小费。因为自己做服务生，知道做这一行的辛苦；现在都养成习惯了，自己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尽量少麻烦服务生，吃过饭有的时候都习惯用餐巾纸把桌子擦干净。给小费也都是超过10%。

餐馆工作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锻炼人际交往能力和识别人的能人，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你在餐馆做跑堂或者酒水做久了，走在大街上见到什么人都笑嘻嘻的，到哪去别人都喜欢你，和陌生人交往起来也很自如，因为在餐馆里每天要面对多少陌生人啊，对不对。而这个识别人的能力就更不得了，你可以一看见一个人，就能摸清这个人大概是干什么工作的，事业成功不成功，这就是每天在餐馆每天交往不同的人产生出的一个职业本能。

当然在这些“打工大军”中也混杂着一些“富人打工仔”；一位“山西首富”的儿子，新来乍到便买了一辆宝马四处转悠。后来终于觉得自己也应该打工挣钱。于是他“开着宝马送晚报”的故事被大家誉为留学生打工的经典传奇。还有一些开着宝马奔驰奥迪送餐的不在少数。其实呢，多数留学生还是以学业为主，打工只是在暑假里，也就为了锻炼锻炼，挣点零花钱。曾经遇到一位“打工皇帝”，课余争分夺秒地找机会打工，从中餐馆洗盘子到在海滩上帮人撬牡蜊，什么都尝试过。他三年没回过一次家，也没像其他同学那样总盘算着去周边国家转转，他的假期生活就是打工，打工，打工。他只淡淡地说：“我出来后就没再要过家里一分钱。”

每一个成功的留学生都走过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都有一串串饱含着血和泪、凄楚辛酸的感人故事。这群在成长过程中听惯父母“修地球”故事的年轻人，在长辈眼中的“半大小子”，如今也在异国他乡体验了一把自食其力的生活。说来似乎件件都是“趣闻”，却只是年轻乐观的心自动滤去了其中的苦和累罢了。

出来留学之前，已经有个在校园流传的”留学等级”说法：成绩优秀的学生选择留学多伦多，家境优越的学生大多选择留学欧洲，剩下的一部分成绩平平、家境普通的学生则会选择留学加拿大……也许这种说法太过片面，可在相当一部分留学加拿大的学生中，却有一部分原本中庸的学生现在蜕变成了名校生；原本依赖父母，不知愁滋味的“小皇帝”现在成了打工王子；要是来国外上学没打过工，就和你从来没上过网看过球和大家一起唱K疯过一样，你的留学生活是残缺的。

也许因为留学加拿大的学生大部分家境相仿，家庭背景类似；朋友几个基本都是边打工边读书，也有开始死扛，因为学业的压力以及对陌生环境的惧怕，前两个学期都不打工的。不过日子久了，看看身边的朋友也并没因为打工而大大影响学业、耽误毕业，所以也都慢慢松动起来，跑去找工。毕竟过了18岁，都想自立，就算学费还是爸妈给，但是最起码把生活费挣出来，还能额外多点钱回国时给老妈买个名牌手袋，给老爸买个名牌皮带。反正在国外留学这几年里，大家都要老老实实夹着尾巴打工干活，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自己。

　夕子周围就有不少留学生朋友，大部分都在打工，他们用亲身经历表达这样的观点：

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普通而平常，既非才华盖世亦非留学“垃圾”，但我们的留学阅历是受用不尽的财富。在国外打工的这些年，是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宝贵经历。

后厨小伙计，我打“黑工”的那些年

 和现在不同，最近两年多伦多才放开允许留学生打工。我是05年那会儿来的，在那时候除非你毕业拿工签，在学习期间是不能打工的，要打工只能偷偷打“黑工”。而打“黑工”的范围也比较小，基本上都只能在中国餐馆里面打工。但是，在中国老板和加拿大老板开的店里打工，工钱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地的福利待遇那是相当好，而社会福利的来源是税收，交税自然成为一些商人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大部分中国餐厅的老板在招聘员工时都不签劳动合同，发工资时也就不需要交税。

不签署合同助长了“打黑工”。黑工可能潜藏在任何一家店内，只是鉴于需要“隐蔽”的特殊“工作性质”，餐厅的后厨成了黑工们的首选工种。

虽然都在后厨，工作的内容却有很大差别。对于留学生来说，最开始派给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最差最没人愿意干的工作，就是洗碗工了。这个工作职责是将盘子和碗刷干净，放入巨型洗碗机，最后再将滚烫的餐具放好，工资大约每小时6加币。洗碗工最悲哀之处莫过于待清洗的餐具数目庞大，堆积如山。此外，打破一个盘子罚款10刀，烧伤烫伤自己负责。

洗碗工如果工作出色，可以晋级为“油锅”。油锅手是专门油炸食物的伙计，工作内容很简单，风险却高出很多，要随时准备应对扑面而来的油点子。油锅手最大的挑战也许就是炸牡蛎了，厨房永远是个忙碌的地方，没人会给你时间把牡蛎解冻，把冰冻的牡蛎放到油锅里就像燃放烟花一样，不但可以看见形状各异的油点子乱飞，还能听到“噼啪”声。飞溅的滚烫油点子，经常顺便帮油锅手免费“文身”。

接下来的晋级就困难多了，毕竟属于餐厅“上流社会”的角逐，比如切菜手和配菜手。虽然只比油锅手高一个级别，切菜手的收入却可达每小时12至1４加币，而有的配菜手的收入可达每小时18加币！ 对于想晋级的员工来说，雇主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比如在餐厅工作半年以上，无不良记录（如旷工、损坏餐具等），才可获得“竞选”资格。

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洗碗工一直三级跳，晋级到配菜手的。

回想在后厨“打黑工”的经历，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出国前，我从来不懂如何做家务，每次外出吃饭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点上几个小菜；常常吃不完剩下一桌子的菜。可是自从自己打工后，即使回国吃饭，也不像从前那样疯狂点菜了，基本上点完的菜都尽量吃完，还惹得国内朋友的一顿笑。不做辛苦工，不知道珍惜。这些以前自己从来不在乎的浪费行为，那些曾经随便点的菜，现在我的眼里，都会有莫大的不舍。而且因为自己挣钱辛苦，也不像从前经常呼朋唤友去唱K跳舞，去酒吧点贵的酒了；节制了很多。让我自豪的是，在多伦多打工的四年里，除了学费外，没有让父母掏过一分钱生活费。

“如果人生以三十年为一周期来计算的话，一个人的一辈子至多经历2-3轮回合。这样看来，每个三十年都颇有纪念意义；因为下一个回合来临之时，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否还会腿脚伶俐头脑清醒言语顺畅其乐融融。”为我的野丫头专栏《三十岁的出口》写下这行开头后，看看时钟2009年6月9日12：05am，恩，从此之后，告别20年代，正式进入了三字头的世界。

其实我心底根本没认同所谓的三十而立这个说法，现在的人营养过剩懂得保养健身，又没什么战争野兽的攻击，充其量有那么几下子办公室政治，爱来爱去甩与被甩，相应的，生命周期也随之拉长；不仅是女人连男人都是越活越幼稚，越活越年轻；很多三十岁的小姐先生们还在跟爸妈一起混吃混住，而立的话，少不得等个十年八年的。

于是三十岁的我，换上在XXI买的胸前印着卡通长颈鹿的T恤衫，蓝色牛仔裤和运动鞋，迎着无限甜蜜的阳光下DOWNTOWN去谈客户了。从21岁开始工作后，混在平均年龄比我大10岁的同事里，一直努力让别人相信并认可我是一个成熟的，非常老道的，持重的事业女性。为了这个老道而成熟，在出国前，衣柜里除了黑白灰没有任何别的颜色，大部分都是直筒裙西装，头发也是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如果人家能问一句，你三十几了？有几个孩子了？简直就是莫大的赞许。反而到了加拿大之后，随着岁数的越来越变大，衣服的颜色也越来越花俏，从前不敢穿的现在也敢穿敢买了，有时候恨恨地想，把过去近十年的青春都给我补回来。后来换了职业，又开始黑白灰了，即使这样，还是一开车门见到客户，上来就一句“呦，你咋这么年轻？”顺带着撇撇嘴，我连忙赔笑，真不好意思，不年轻不年轻，都三十多岁了，工作好多年了。。。。。

下了DOWNTOWN在无限甜蜜的阳光里遇到我的无限甜蜜的可爱小客户，看房签OFFER去银行开支票到对方经纪公司送支票，看看表，才1个半小时不到。真是高效率。

为了不辜负这个冷飕飕夏天难得的艳阳高照，决定重温学生时代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午间生活，去KING和YONGE附近的一家叫CONER的餐馆吃午餐。刚刚GRILL好的鸡肉，金黄油亮，配着红色和绿色的椒丝、生菜、黄色的橙丝，还有炸得脆脆的小面丝儿，加上MALIBU和COLA的预调酒，和坐在对面英俊的小王子，一下子，好像又回到乔治布朗的曼妙时光了。

沿着ST LAWRENCE MARKET走了好几圈，想着05年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正好是周日，市场关门，只能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压扁鼻子使劲往里面看啊看；我最爱的ST LAWRENCE大市场，人声鼎沸，肉类还是那么新鲜嫩红，奶酪还是那么臭臭的肥肥的，只有到了这里，处于极大丰富的食物之中，才让人觉得心安。

下午和TP一起去了一家她个人极其钟爱并推崇的CHEESE CAKE店，可是两个北方姑娘都不嗜甜，俩人围着大玻璃冰柜瞅了半天，问了一个让店主极其郁闷的问题：“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不甜的CHEESE CAKE卖么？”店主大为郁闷之后，还是耐着性子给我们挑了两款他个人觉得甜度指数最低我们还是觉得甜得极度发腻的蛋糕。一边吃着有惊人卡路里和惊人肥腻的CHEESE CAKE,我和天培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探讨了一个问题：“用多少种方法可以杀灭蟑螂？”虽然期间穿插了一些关于帅哥的讨论，但是最后总能将话题再转回蟑螂上。因为TP小朋友最近搬新家，不幸的是直入蟑螂窝，每日都饱受蟑螂的苦难折磨。最后TP小朋友把我送到地铁站的时候，还在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专门写一篇如何杀蟑螂的文章，造福所有与蟑螂同住在APT的兄弟姐妹们。

很久没坐地铁了，还是那几个地铁音乐家，还是那个弹吉他唱歌的可爱的小伙儿和毛卷卷的可卡狗，还是那么拥挤而肮脏的地板，呵呵，多伦多的地铁，总是让人觉得随意而亲切。

晚上去了慕名已久的KEG牛排店，有点小失望，同样MID的牛排这家店比较老，很柴；MUSHPOTATO居然吃到沙子，不过意外的惊喜送了我一块插个小蜡烛的冰激凌巧克力CHEESE生日蛋糕，让我总算能许下三十岁的生日祝愿：身体健康，做到TOP PRODUCER

接着雷打不动去看了我的周二半价电影，这次选的是原本以为搞笑可爱的卡通片《UP》，结果温情得不像话，害得我在窝在黑暗处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出来眼睛都是红的。身边的两个小老外都看得睡着了，哎，这个动画片又不是给孩子看的。

就是这样，闹哄哄的一天，我的三十岁，就这么平淡无奇的过去了。

多伦多是一个没有四季的城市，熬过漫长冬季之后一个电闪雷鸣就交替成鸟语花香的夏天；在一年中难得的四个月夏天里，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四处迁徙、到处旅行，生怕辜负了夏季的天堂美景。

野丫头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则新闻，在一次研究报告中，集合了超过5百名不同种族、行业、学历和社会地位的人，调查题目是“你心中的天堂是什么样”。这个调查事先要求被调查者完全放开现实世界中任何的束缚，天马行空，任意幻想。结果令人吃惊，超过90%的被调查者在催眠中描述，“一片蔚蓝且能看到弯曲海滩的大海，不远处有漂亮的雪山，还有大片绿得让人融化的草坪，天使、梅花鹿、小兔和海豚彼此和睦相处……房子都是蓝顶白墙，从每个窗户都可以看到远方”。

这让科学家们很苦恼，因为这似乎太雷同了，后来有位相信外星人的科学家大胆预测：可能人类从很远的外星迁徙至地球前，居住的星球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人类在催眠中只不过是对故乡的回忆。但野丫头认为，这很扯淡，因为虽然不知道是否有天使这类生物，但至少梅花鹿和海豚从生存环境来讲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一个会饿死，一个会热死。

和心目中的天堂一样，人对于所谓理想总是雷同的，但就如一辈子只有一个人适合你一样，人一辈子也只有一个地方适合自己；穷形尽相去强求，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常常听朋友说真想住在热带岛屿一辈子都不走。如果你真喜欢马尔代夫这类岛国，可以旅游数月，这个千岛之国和天堂一样漂亮，阳光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照透；但你不要申请加入这个印度洋上的国家，因为你要是去了的话，那么其实你就变成了一个渔民，走到哪里都有股子鱼腥味，而且你要去买菜都要坐船一小时才能到另一个岛上，晚上回来狂风大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非常向往住在水边，为了这个理想他搬到加州，房子很贵，虽然看不见海但每晚都能听到潮汐声，这让他很受用，有一天朋友们问：“你确信，你听到的不是山下车流声？”一句话打破了他的幻梦。思前想后，他决定搬到另一个州；那个州有个湖，天然的，几乎满足了他的所有梦想，但一开窗恶臭袭来，让人痛不欲生。

所以说， 你可以有很多梦想，但只能有一个选择。为了梦想中的天堂，成吉思汗打遍天下，但死后还是把自己埋在草原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是否找到天堂，早已无人得知。

6月5日8时许，成都市北三环川陕立交桥处发生一公交车燃烧事故。至当天下午，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5人死亡、76人受伤，其中成都陆军总医院收治的伤者中就有重伤员27名、特重伤员16名。从数字上看，未收治和未受伤的乘客不计算在内，受害者就已达111人。无论如何计算，这辆公交车的超载都是一个事实。各地交管部门治理超载的新闻在媒体上时有可见，但多数均指向货车和私营中巴、长途客车。也曾有宁波等城市的交管部门试过严厉查处公交超载，但无一例外遭遇了来自公交公司和一些市民乘客的抵制，查处行动往往轰轰烈烈开始，悄无声息结束。

     成都公交灾难事件，给公众带来了一个悲痛的周末。在那些现场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无助和惊慌。几家门户网站都用“哭声一片”和“30米长带血脚印”等我们不愿看到的黑色词语来描述现场的惨象。作为骨肉同胞，我们深深地把哀悼送给那些死者，把安慰送给那些伤者和他们的亲属！

　　但灾难发生后，许多网友也根据自己的常识判断，对灾难的发生提出了疑问。焦点集中在这场被报道为“自燃的事故”为什么伤亡如此惨重？在抢救速度上我们是不是有所耽误？还有网友提出公共交通工具的逃生和救生问题，以及对伤者的在现场急救问题。人们莫衷一是，纷纷提出自己的推断和猜测。

　　需要引起注意是，来自民间的那些有限的公共灾难逃生知识，虽然对我们的抢救和善后有一定意义，但毕竟还是作用和借鉴有限。因为这些逃生知识都不是一时学成，而是应由平时积累。而平时的积累，就需要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在日常多作不厌其烦的提醒和宣传。比如，可用小册子等手段，把对付灾难的应急和防范常识送进学习、工厂、社区。避免公众在遇到灾难时出现恐慌和不恰当的自救。

　　尽管事发原因尚在调查，但在现有事实之上，已经可以看出诸多公共安全的隐患所在。公交车是普通市民出行最经常的选择，这样的天降横祸只是由于偶然的因素落在了这些不幸的同胞身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还有下一次，但如果暴露出来的安全隐患得不到排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保证在下一次事发公交车上的不是自己。成都公交车燃烧惨剧，实则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小夕时间：来加拿大的这几年，公交车没少坐，多伦多的公交车虽然也是空调车，但是每一扇玻璃窗都可以在紧急情况发生下变成逃生门；而且公交车的座位设计以及窗户的大小，都考虑了危急时刻乘客的逃生容易和方便。看到成都公交车被大火焚毁的系列照片以及视频，真的非常震撼也极度难过。也有人说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司机最先跳车逃跑，连开门的按钮都没有按一下。不过按照当时的燃烧速度，估计门应该被烧住了，按钮可能也不管用了。我看到了一段视频，是从与9路公交车并排的154路上拍下来的，街边的路人用砖头去砸车窗，根本就没办法，一砸就冒出火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在里面呼救，被烧伤。

从雪暴到大地震一直到成都的公交车事件，我们的确太缺乏这种在危急时刻的求生技能和求生办法了，我想如何教会民众自救，应该是政府考虑的当务之急。

二十年。

刚刚过去的五月初，香港中学的历史会考有一道选择题：当时中国实行价格闯关，出现抢购风潮和官倒现象，是哪些年；当时总书记是谁？这个考题一共只有两分，但是，这是六四事件发生二十年来，香港中学历史会考首次出现有关六四事件的考题。

对那个年代有所回忆，有所印象的人都会脱口而出的答案，但是搁在这个80后90后当道的年代，这些考题失分率相当的高，基本上95%的学生都没答出来。
可是这两分的试题，能突破禁区，让学生自己也能面对历史真相，稍稍宽慰了很多人的心。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说：“这是历史真相啊！不管怎么样，历史真相，你不能闭上眼睛，对历史采取鸵鸟政策，把脑袋埋在沙子里。我们一天到晚谴责日本说它不正视历史歪曲历史，你自己做得怎么样啊？！”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写了一群不肯缴语言税的人，和那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相比，他们闭上了眼睛，无名而卑微。苦难掩埋在心里，会怎样？沉默的大多数承受了，然后去面对每天的油盐柴米酱醋茶，去家长里短生儿育女，看着年华慢慢老去。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肯闭上眼睛的人，当时也在人民大学教书的丁子霖教授，她的17岁的儿子蒋捷连是六四开枪死难者。丁子霖早些时候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年轻一代之所以对六四事件了解，要比大陆年轻人更多更深，从某种程度上，这要感谢当时的英国派老彭推动的“政治改革”，使得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能够“薪火相传”。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到，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所幸现在生活的世界不是一扇大门就关上所有的阳光，总有各式各样的途径可以打开出口。香港的教育局以一种方式，平和而自然地托出那段历史；这种努力让人心宽慰。而在劈天盖地大规模的“猪流感”新闻轰炸下，二十年的纪念和想念，仍然逼视出烁烁光辉；民众们也在努力，我们没有闭上眼睛。

正如曾经的战地记者海明威说的那样：我们说的写的，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八分之一。当严肃精神与事件的隐秘性发生矛盾后，我们托不起整座冰山，但八分之一足够了，群众的眼睛是睁开的，剩下的八分之七，历史自己可以完成。

小夕时间：

在贴背景音乐的时候，我习惯地去搜刮音乐网去找，可是将《历史的伤口》这几个字简体繁体试了很多遍都找不到，一个搜索结果都没有。心底真的很悲凉。。。

歌词再次贴出来，希望不是每年的六四才拿来重温：

蒙上眼睛 就以为看不见
捂上耳朵 就以为听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 创痛在胸口
还要忍多久 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 可以洗尽尘埃
如果热血 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 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 历史的伤口

——献给六四二十周年，为逝去的年龄灵魂，为曾经的岁月，为历史。